我1939年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的一个小村庄，1959年被保送到了沧州师范学院。1961年毕业至今，已经整整58年了。这58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母校。

入学的那一年，我的母亲病危。我请假回家伺候她老人家。母亲临终之时跟我说：“赵榆啊，你九岁没了爹，现在十九岁，娘也要没了。没爹没娘的孩子就别念书了，回学校去，要求分配你去教书吧。”没想到，回校之后，学校坚决不允许我辍学，还提出帮我解决各方面的问题。那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因为吃不饱，我得了严重的浮肿病。学校把我送到了沧州疗养院治疗。当时，每一个病号都有一碗骨头汤。咱们学校的贾校长也得了浮肿病，他看到我之后，就把自己的那碗骨头汤给了我，让我连着喝两碗。每次想起这段往事，我都忍不住流泪。我的生母故去以后，是母校继续养育了我，所以说没有沧州师范学院，就没有我赵榆的今日。

那个时候我读书是很努力的。从1953到1961年，我上了8年学。8年间，由于家境贫寒，我没有进过电影院，只是偶尔在广场看过露天电影。课余时间，我只有一种“消遣”方式，那就是刻苦学习，博览群书。我在沧州师范学院学习的时候，学校还在老校区，隔壁就是烈士陵园。因为父母都故去了，那两年的长假也好、礼拜天也好、课余时间也好，我都是在图书馆和烈士陵园的小树林里度过的。我认为，作为学生，知识的储备有两个来源，一是来自老师的教育，二是从书本中汲取，开卷有益。

1961年毕业时，我被分配到了沧州团市委。那个年代，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踏入机关，根本不懂如何工作，毕竟写政府机关的公文与上学时写的文章是不一样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借助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不断尝试。在沧州工作的四年里，我没有下过象棋，没有打过扑克，没有参加过舞会。除了完成工作、写好公文，我还要挤时间给《沧州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、沧州市广播电台供稿。因为在师院期间，得到了知识的滋养，我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写作任务。久而久之，我成了他们的主要通讯员。那时候，沧州团市委让我写一篇如何发动群众的文章，我想起了在师院时读过的一篇文学名著——《暴风骤雨》。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我党在东北土地改革中如何扎根贫下中农，发动群众的故事。利用文学作品的启发，我结合在学校学到的“点动成线，线动成面”的理论，完成了报告。报告得到了市领导的好评，并被转批给沧州地区的各个团县委，又上报给团中央。1964年，我之所以能调到团中央，完全得益于我在沧州师院学习期间的知识储备。后来，我在国家文物局、文化部、国家画院等机关的工作中，乃至退休后从事文物艺术品市场研究的过程中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都要感谢母校对我的影响。

我的进步离不开读书，五十多年来，我积攒了一些书籍。今天，我非常感谢母校接受了我的藏书。师院图书馆的同志们亲自到我家里包装这一万两千多册图书，他们汗流浃背，手都被勒出了大血泡。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卖力气干活的同志了。我很爱他们，他们也很喜欢我。我爱沧州师范学院。58年了，我赵榆没有给我们沧州师范学院丢脸！

赵榆简介：

1939—10月生于天津市宁河县江洼口村；

1952—在宁河县窑头高小读书;

1953—在宁河芦台中学读书；

1956—在天津武清杨村师范读书;

1961—毕业于河北沧州师范学院在沧州市委研究室工作;

1964—调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处工作；

1974—调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；

1980—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商店总店业务负责人；

1983—调文化部任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；

1989—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；

1995—退休后，从事文物艺术品市场研究工作，被聘为中国拍责行业协会艺委会顾问，以及中国嘉德拍卖公司、北京保利拍卖公司、中贸圣佳拍卖公司、北京翰号拍卖公司、上海敬华拍责公司等顾问，被聘为北大文博学院、清华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等客座教授；被聘为胡耀邦故居陈列馆顾问。曾参加中国拍卖业协会国际论坛、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论坛、中央美术学院齐白石艺术国际论坛等。主要论著有《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二十年》(上中下三卷）、《拍卖业在中国》等。